創作理念
如果說西方的推理傳統基於三個條件：國家機器的完備、理性思想的興起以及英雄型態的轉變（鬥力轉型為鬥智），那台灣在基礎的要求上，並不穩固，對於法律精神的追求與堅持，僅落於悲劇發生後曇花一現的關注，卻不能落實到台灣社會這般充滿彈性和牽扯的「人治」體系中。治安的崩潰，甚至是警務系統的受污染，是我對未來甚為憂心的議題，但是面對改革，除非立基於前述三個條件，不然面對的就不是罪犯，而是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，獨立去衝撞，換回來的便是對「不知時務者」的圍剿，以免因一個英雄主義的個人，影響了整個結構體的運作。本劇以明朝和現代兩個對共犯結構體的挑戰，比較古今斷案與司法的困境，並在其中檢討在理性思維下，中國性格和伸張正義兩者會產生何等倫理學上的矛盾，盼望能提出一個可以深究的問號與嘆息，使讀者（觀眾）能在病源處思考。